关于岭南，or表达能力的问题

我不得不（虽然有些草率）说这样的话：如果有人要来香港读文化研究方向的话，而且真想学好的话，请去岭南大学。
具体原因我就不想说了。


其实香港还是很大的。从HKU到座落在屯门的岭南大学，没有什么塞车，旅程90%是轨道交通，这样的前提下，去一次还是要花一个半小时。今天早上8:00我在床上挣扎着考虑到底去还是不去，最终耳边还是响起了一些教诲似的话：为了学习，放弃一个懒觉还是值得的。岭南这两天的一个叫:"Rethinking Stangers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ir estrangement"的研讨会水平之高，虽然不是始料未及，但确实也是开了眼界。我的良师益友，好心人Markus把胡子剃了，吹了一个很高的头，感觉有点像八十年代的新郎官。他的project跟我的竟然很像。我很感谢他给我的帮助，已经的和未来的。
但我的重点是，我见识了一个奇人：一个叫Ghassan Hage的黎巴嫩裔（国籍不详）教授。他的英文可以说是这样的：每五秒钟约一个单词，大段留白，不断配合缓慢的肢体语言。BUT......THERE IS A BIG BUT....他的每一个观点不但清晰, critical， 而且一针见血！！！！！！！从此以后我在也不相信什么语言的fluency对于表达能力很重要之类的神话了！！！！！有人讲了很多，很流利的英文，但是一点重点我也抓不住。这，就是水平的高低！
（该教授的演讲题目是：Slugs, rabbits, wolves and others: on the elementary classification of strangers.我因为没去听后悔到现在。）

我以后也要写一个这样的简介介绍自己

无意中看到早稻田大学某教授的简历（在大学的官方网站上哦）如下：
（粗体是我加的）

TERADA Takashi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Born and bred in Osaka. A true blue native of Osaka who loves the Hanshin Tigers, Yoshimoto comedy, and 551 butaman, or pork dumplings (called nikuman in Tokyo). After graduating university Terada studied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Australia's capital Canberra (not Sydney!), and acquired his PhD in Asia-Pacific regionalism research. Terada wa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from 1999. While there, Terada was adviser of the J-Pop club (he also taught 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 Terada has been with OAS since June 2006. Terada loves running, and since coming to Tokyo, has been running in his neighborhood in Mejiro, Bunkyo ward, but is always getting lost. Terada has finally realized that he lacks a sense of directio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Karen Carpenter 很早就唱过：雨天和星期一总让人觉得没劲。

一个人对付Globalization的Tutorium，在一个老人和六十个孩子们中间周旋。这让我想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课还刚刚开始，我已经开始有些烦躁了。跟毛毛人去年一堂课70几张带图片的PPT相比，G老人的课，显得有些太正统。

然后可爱的Becker就宣布了一个极坏的消息：“德国和冷战”这门课会因为选课人数不够而被取消。这意味着我本学期最最期待的关于Berlin的Seminar也将灰飞烟灭。我也希望我可以enrol，但是不行。
我心里不禁有些骂骂咧咧，HKU就是这样一个可笑的地方。

YXY说D还是没有准备好就去上课了，他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在一个可笑的地方生存的第一要旨是自己不能也变得可笑。

Berlin的老奶奶终于还是健康的生活着，这让我感到欣慰。我现在很怕在自己变老的同时，一些老人也不辞而别。

张震岳没有让我失望。So did 蔡健雅。My life is still in need of rock'n'roll. (但是，直到昨天，我的右耳竟还是有些隐隐作痛。)

寒冷的开始

香港的冬天来了。也就是天阴沉点，风大点，要穿个薄大衣。昨天看到一个学生赤脚穿了一个Birkenstock-Betula的拖鞋就来上课了，还是佩服了一个香港孩子的御寒能力。
用M的眼光看来，大家最近都有些奇怪。正如我一直说的，其实奇怪的人是她自己。好不容易今天可以出发了，却也用X式的祥林嫂叙述方式在我耳边喃喃地说了些不断重复的话。我纯熟地都可以背诵了，眼角也没有了泪痕。
第一个星期就这样没有什么悬念地过去了。上周末去的中环监狱和警署的“香港-深圳城市双年展”成了最近让人非常欣悦的事情之一。其实在香港除了shopping和eating之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香港的繁荣国际形象不是被过分利用了，而是根本没有用足。
特别要感谢的人有：R, 你满足了我大大小小所有的愿望，奢望的和不奢望的。还有D的有河的包包，我已经迫不及待的用了。
希望M在欧洲大农村可以办好所有的事情，为大中华区争光（至少不丢脸）。其实本子和haco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爷爷说的精神，是吗？
明天去听张震岳的演唱会！

大城市的生与死 （p.s.蓝莓之夜）

我没有想到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读起来会是那么的有趣。对拒绝照顾人性和生活现实，纸上谈兵式的空想城市规划宣战，简向理论和权威的挑战让我想起了可能是罗素津津乐道的笑话：亚里士多德一直坚信男人的牙齿要比女人的多，因为他不愿意亲自去数一数。

怎么样的街道和社区才是理想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很容易陷入危险的却符合正常浪漫想象的陷阱。漂亮的房子？整齐的道路？草坪？鲜花？简提出了似乎很容易因美好愿望冲昏头脑而被遗忘的根本要素：安全。如何确保安全？公私地域分明，小规模私人商店，咖啡馆或酒吧，恰当的照明，最重要的是，街道的监管者。城市设计往往忽略人的一种基本爱好：互相观察。我突然想起老强说过的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他说，在小城市看景，在大城市看人。街道和社区的安全不在于警察或者保安的努力，而在于居住者们自己的监视，对人对街道的观察。

我的脑中开始回顾身边的例子。1.R家里的楼下和其他香港的住宅一样，总有一个管理员“管理”着进进出出的人们。在几个轮班的管理员中，有一个资历较老，所以居民会和他以及他的老婆适当的聊天（甚至聊我有没有开学，是不是要去旅行之类）。另一个从来不说话，从来不笑，从来不给我们开外面的铁门。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新的管理员，我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先知先觉地为你开门，跟你微笑着挥手说hi。有一天R跟我说，他妈妈暗自觉得这个管理员很不好，因为他过于起劲地为所有的人开门，也不问这个人是谁。R对此表示保留态度，并说，那么另一个管理员，不管看见别人拿多么重的东西也不会开门，就很好么。

说实话，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来分析这三类情况。总之他们跟简的理想都有距离。第一，他们所能监视的的只有门口和电梯那几块有限的空间，对楼道内部的情况他们也一无所知。第二，他们是被雇来监视社区的，除了职业精神外，缺乏因自身利益引起的投入。第三，除了第一种管理员有点像简所说的那种社区中作为焦点人物的角色之外，其他的人与社区成员的交流都是单向的或者不情愿的。第四，在香港的大楼里，每个人偶然遇见的邻居都表现出对观察对方的冷淡（虽然内心可能是相反）。

2.我在上海的弄堂长大。弄堂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社区，这点我到很后来才意识到。希区柯克式的后窗窥探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喜好，而是必然。我习惯俯在窗台上往下观看叫卖的小贩，在家门口用粤语聊天的老太太们。或者平视是对面人家吃饭，小朋友做功课，被大人骂。抬头望见的是有着种着丝瓜的阳台的人家的女人在晾晒衣服。隔壁人家只要发出略微大的声音，比如吵架，打喷嚏，打哈欠，或者摔了什么东西自然也听得一清二楚。夏天大家坐在弄堂里乘凉。有阳光的冬天我们在室外晒被子或自己晒太阳。有时候晚上会有人在弄堂里摇铃，提醒大家管好窗户，锁好门。我并不觉得弄堂是百分之百安全的，但是的确因为有一种无形的监督系统控制着整个社区，弄堂里特别有家的感觉。后来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有些通道被奇怪的金属栏杆挡住了，说是为了禁止小贩和拾荒者的进入。我不知道这使得弄堂更安全了否，至少如果我拿了大的东西，甚至是伞，都觉得进出很不方便。

3. 在东京的阿姨家也是在高层住宅里。因为有的是地方，楼道和大厅都非常的宽敞。但是也很少见到人。我其实最怕是一个人在电梯里遇到人。因为他们都会向我打招呼，但是对日文一知半解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回应，最多点头。有一次一个背书包的小孩儿跟我一起登上电梯，进来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他！（我在想他会不会觉得这个大人非常的mean，从而再也不跟电梯里的人打招呼了～～～～。）让我最为震惊的是，在房子的每一个半层的地方，都有一个像半个篮球场那么大的空地。我开始猜测这块空地的功能：可能是为了在地震时逃生？（作孽啊～～）还是让大家可以在雨天也有一个手边的活动地方？还是让小孩可以安全的在室内游戏？不管怎么样，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向内部空间寻求社区感的设计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p.s.蓝莓之夜：
集体观影后，大家一致对该片表现出了不满。至于我，我不至于太激动，因为我没有太多期待。不是因为之前别人的评价，可能是因为王家卫对我的影响不足以让我气愤。在这里我不想说关于影片的太多是非，我想说的是简雅各布斯在讲街道的安全问题时恰恰提到了纽约的小餐馆或咖啡馆为顾客保留钥匙这个行为，而且非常之详细。他认为餐馆的老板之所以能够担当起这个看管钥匙的任务不仅因为这个人值得信赖，而且因为他/她不会超越他/她的职责去深入的询问钥匙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所谓陌生人的温暖。我想王家卫并不是不知道这点，回想《花样年华》和《2046》，两个故事不都发生在一个社区似的大楼中，都发生于观察陌生人后？所以，当这种旁观的观察被深入的交流打破后，不在简讨论范围内的另一种安全消失了：因为，爱情来了。

您好 2008！（倒数时，我已经睡着了）

对2008年的到来我表现出了残酷的冷漠。当全东八区的人民们欢呼雀跃迎接新年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出于90%睡眠状态。迷糊中，我向敲门进来的R致以节日的问候。
其实也许是因为我过度以及过早的兴奋了，以至于我对新年倒数这项活动本身非常之漠然。但是我必须承认这种兴奋伴随着一种史无前例的挫折感：一种对时间的无奈。

今天突然想回顾一下我的2007年。这一年其实非常之丰富而且飞速。我已经不太记得去年阳历除夕我有没有倒数，只记得晚上六点多的时候跟M和R一起去了人山人海的铜锣湾。我为我关于全球化的论文在时代广场的对面拍下了一幅巨大的诺基亚的广告：“One World, One Party”。该活动由诺基亚赞助，世界上好几个大城市共同庆祝了2007年的到来，香港是其中之一。拍照这个画面我非常记得，可是究竟后来大家分别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却毫无印象。

一月份爸妈来了香港。二月去深圳过年。三月去了泰国，并开始开始辗转于观看香港艺术节，电影节的演出。四月过生日。五月外婆过世，加入Facebook，听五月天演唱会。六月回上海，去南京。七月去日本。八月又回香港。九月听古巨基演唱会，去加拿大。十月齐文来香港。十一月有了新电脑。十二月去周杰伦演唱会，Kris来香港，奔波于上海香港。

总的来说，2007年我是在流动中和参与流动中度过。特别要提的是，我觉得2007年有两个改变全世界人关系和流动的大事发生。一个是Facebook的普及，一个是Wii的诞生。前者改变了人和社团的组织形式，后者使得原地可动性进一步可操作化和高度真实化。我深深感到Paul Vilirio的关于速度的论述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启示。昨天玩了一下午Wii Fit，一边玩一边想，以后所有的旅行，不论远近和目的，也许都将成为历史。家或者你所站的位置，就是你所想去的所有地方的终点。

再次重申：香港这个地方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无法对2008年作出任何预测。正如在2006年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我的2007年会是这样的。因为2006年的语汇中根本不存在facebook和Wii。也许因为如此，我选择在蒙头大睡中度过2007与2008年的交接，以一种不可知论（我深爱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态度面对扑面而来的人生。

Trivial Matters

小強和老強

在上海的第二個星期一和闊別多時的老強和小強見了面。他們兩個對我來說，算是最特別的男生朋友。我跟小強有點情同姐妹。早上我跟他去唱K，陪他去張小泉買剪刀給他媽媽，然後又去了董家渡天主堂。在上海的老城，我們探險似的在蜿蜒狹窄的小道中體嚐上海尚原始的風貌。登上陰暗殘敗的樓道，我們試圖俯瞰像困獸般休眠的商船會館。走了很多路去尋找始建于宋代的書隱樓，卻被一扇加了鎖的木門嚴嚴實實地擋住了所有的視線和好奇。他試圖把我抱起來，通過一個很窄的縫隙去窺探内院，可是我一無所獲。正在晾曬衣服的鄰人說，裏面只有一個智力低下的兒子，被母親関在裏面。我們有點失落的離開，但突然也都覺得這個場面與這個原本就是殘缺的故事相稱無比。最後去了文廟。看見滿街的小玩意兒和香噴噴的小吃，小強的興奮溢於言表。他口中念念的，是中國的生活比之于德國的，是多麽的多彩。還有就是如果xx在，她會多麽的開心。他瘋狂的購買流行的細領帶，我一個勁說你怎麽怎麽搭配會很帥。他也給xx買，給自己的那些，最後挑了一根就送給了老強。他是個好男生，對兄弟（不論男女），對女人，他都會放在心上。現在想來，我還是因爲我們曾經一起長大過，而感到高興。

那天是聖誕夜，萊福士門口人頭攢動。巨大的聖誕樹樹頂沖入上海寒冷的夜空。幸福的人們在聖誕樹噴射出的人造雪中歡笑，拍照。我和小強在湧動的人群中尋找老強。他還是那副自信+野氣的樣子。經過這麽多年，那個曾經有著最穩定感情生活的強哥竟然也失戀了。我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男人，不管他說過什麽，做過什麽，我很少懷疑他感情的細膩和真摯。以前我一直相信，因爲他我更了解了男人這個物種。但是這一次，我卻有些迷惑。如果他以前是play man, 我的感覺是他現在在overplay man，讓我看不清哪一部分是清醒，哪一部分酒醉。我仍然喜愛他，但我知道我們也許漸行漸遠。

牛排和東西

第一次去锦江迪生。QW姐姐帶我去吃很貴的王品台塑牛排。我一直很喜歡長樂路那一帶，不僅是因爲有童年外婆家的回憶，可能也是因爲那裏的優雅。迪生的建築在我的記憶裏幾乎一直保持了它的原樣，包括櫥窗設計和櫥窗裏的名牌們。我曾經一直想象那裏根本不是上海，不是在中國。而是在倫敦，東京或者是紐約。那裏也許就是所謂的“飛地”。一個從天而降的空間，有一點高傲，有一點特權，人煙特別稀少。現在這種感覺卻悄悄褪去，對面的蘭心大戲院，斜對面的老錦江飯店，最主要的是街上的人，現在都跟迪生的aura相稱起來了。也許因爲整個上海也漸漸變成一種“飛地”。迪生正在變得平庸。（這個比喻送給香港人民，謹獻給他們對“五十年不變”的長久疑惑。）

媽媽說，她小時候，迪生其實是一個廠房。他們有時候會去裏面參觀活動。我想後來媽媽再也沒有去過迪生。功能變了，空間的性質都變了，accessability自然也變了。
這次去長樂路去看了M一直推崇的本地創意品牌"The Thing" (東西）的店鋪。之前就聽説他們的設計師推出1981系列，我興趣很大。1981年生的人，現在就竟然開始懷舊了。大隊長標誌印在Tee的袖口上。大熊貓做眼保健操。（我最喜歡學人傢用很尖的聲音講：“為革命，保護視力，預防近視，眼保健操，開---始---。閉---眼---”，雖然後來我才意識到第一句話是為革命，更後來我才意識到，我們沒命可革。）集體回憶不僅可以激發靈感，也可以消費了。所以買了兩件Tee，從此年齡就暴露了。

鑰匙沒了

回到香港發現房門鑰匙不見了。最終還是被發現留在那個沒有帶回來的行李箱裏，跟著發現最重要的一本筆記本也沒有帶回來。只好用快遞再把這兩個東西運回來。被大家笑駡了。

破事兒

昨天去看彭浩翔的《破事兒》。喜歡其中的幾個講男人和女人的，不喜歡另外幾個講男人和女人的。所以，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不是那麽容易講的。




新年快樂!